我的爷爷是个镇上的道士，逢人家里红白喜事被请去，穿道袍唱唱跳跳，做法超度，怀疑家里有邪气，也常常被请去驱鬼驱魔，收入颇丰，不知道是全职的还是兼职的。当时社会上积极响应毛“人多力量大”的口号，底层道士家庭更是没有节育，养得活的话，儿子越多越好，奶奶从少年到老年，生了九个儿女，六个儿子，三个女儿。
57年出生的父亲，童年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度过，长到少年依然食不果腹，有上顿没下顿，每晚在饥饿中淹着口水睡下，早上一般都是饿醒的，白天花大量时间捡猪粪、砍竹子、偷地瓜，偶尔在砍竹子的时候发现劈开的竹心藏着白胖胖的树虫，抢着抓出来狼吞虎咽下去，味道甚好，能高兴几个星期。几次险些送命，摔倒滚下山来背部插进了被劈开的竹子，竹尖差半公分戳进脊梁骨，偷地瓜的时候被种瓜人当场抓住，绑在板车上用绳子狠抽以致昏厥。兄弟之间年龄差距大，各顾各的，常因为一两粒米大打出手，感情淡漠。因为爷爷偶尔还被请去做法事，家里倒没有饿死孩子，九个孩子只送走了一个女儿到乡下。大部分时间是大姑妈照看父亲，因为父亲和她的孩子同龄，平时父亲爱回忆奶奶，说奶奶总是不舍得吃米，都剩给在长身体的父亲吃，自己只喝汤，爷爷的房间里却总藏着一点肉是留给他自己吃的。
其他儿子有钱就去上个学，没钱就趁机玩，父亲捡猪粪卖剩的钱每天攒一点当学费，没钱也厚着脸皮去，几次被小学老师哄赶出来。父亲性格孤僻，倔强不堪，一年到头都讲不上几句话，心里恨透了贫瘠的农村生活，他认定读书是改变现状的唯一出路，每时每刻都想离开那个鬼地方，到大地方去，到城里去。文革后期靠唱唱跳跳赚点小钱的道士也成了镇上“资产阶级的尾巴”，爷爷戴了高帽被拉到街上批斗，街坊邻居往他脸上啐口水、泼粪，幸好只是没文化的道士，家里人没有受到牵连，抓爷爷游一游街也就算了。可是在文革中后期七八年间父亲都没再上过学，因为镇上的先生都被斗倒了，学校关张了。
父亲20岁的时候恢复了高考，他买了备考书自学狠读了近一年，21岁考中了中专院校。不知道是性格使然还是受了文革风气的影响，父亲在学生里非常有号召力，却也是顽固的捣乱分子，自恃知识青年的他常与校方意见相左，还敢对着干，拍了一次校长的桌子，结果毕业被恶意分配到了我所长大的贫困县，因为“那里鸟不拉屎，连铁路都不通，你敢调皮我就要搞死你”。
到了贫困县后，为了政治正确，他当了几年知青下乡，爬上爬下、勤勤恳恳，经常还发表一些生活感触的文章，文笔甚高，几年后终于被领导看重，招进了政府部门，做了个文秘。再后来三十多岁因为幼年营养不良而个子矮小，瘦骨如柴，长相丑陋，但是爱写诗会拉小提琴会唱男高音的“才子”父亲在这个贫困县托人认识了我母亲，建立了家庭，有了我。我三岁的时候父亲还到成都读了三年成人大专，因为他相信学历对于仕途的重要性。
父亲虽然能力过人，读什么成绩都是拔尖，但却因为性格孤僻，一直自恃清高，我小的时候他还热血沸腾，抱负很大，希望有好的仕途，能带着家人离开这个贫困县小地方。参加过几次区级某官员职位的应聘考试，我依稀记得他每日汗流浃背地备考，笔试排第一顺利进入面试，面试刚好排那组的第四，每组只聘面试结果的前三个，他们那组的前三分别是专员的侄子、局长的女儿、副处的小舅子。面试官私下找他，惋惜地说：“你太可惜了，怎么抽签到了这组来面试呢？”挣扎了几次后他看开了，再也没有上爬的冲动，在县里一辈子都没有被提拔，原地踏步了快三十年。“我这辈子从来都没有买过官，一次都没有给领导拜过年”，这是我父亲现在最常说的骄傲话。“我早就看透了，唯一的期望就是把我女儿培养出来”，这是我父亲最骄傲的一生成就。
尽管我父亲的职位无足轻重，不代表家里人都能睡到自然醒。在中国生活的人大多数是惶惶终日的，当官也好，从商也好，白领也好，底层老百姓也好，大城市的也好，小地方的也好，每个层次的人都有各自的惶恐。父母在机关工作，我了解这个圈子里的恐惧，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隔肚皮，表面上呼朋唤友，为了一点点利益，背地里捅你的刀子早就磨好了，周围都是红着眼睛的恶虎。不管是自己的经历还是耳闻的他人的经历，在这个圈子混大的我，幼小的心总是被蒙着一层灰纱。教科书上写的电视上演的什么一代清官这个那个的，什么“大部分干部还是好的”，那都是假话。事实上在中国混的，不管在哪个圈子，哪行哪业，地方大小，谁的屁股都不干净，手伸得或长或短，贪心程度或高或低，节制程度或深或浅而已，如果谁真的敢“自清”，下场必定不堪。良心？要么是日子混得久了，被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热情蒙住了眼睛忘了什么是良心，要么就是从来都没有过，因为从来都没有人教过，没受过那种启蒙。
并不是说中国人特别贪婪愚昧，而是因为中国没有法，从来都没有，没有建立起神圣到高于所有人的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的法制，有的只是所有人都可以进来踩一脚的王法和人治。从秦就是集权专制，到现在还是这样，谁都想当皇帝，上了之后立自己的法，谁也都是自己圈子里的皇帝，呼风唤雨的程度大小不一而已。更会搞的可以把整个国家搞得翻云覆雨，搞出饿死几千万的“自然”灾害，搞到邻里反目自相残杀，更不会搞的可以搞搞弱一点的女教师和女学生。只是事情总有个因果报应，出来混的肯定是要还的，时机问题。位居再高，占据的资源再多，谁都不敢保证哪天不会被其他人哄抬下来断了命，这样的宫廷闹剧每分每秒都在中国上演。于是大多数人都是一边忙不迭地这里那里拿一点往自己口袋里装，一边心惊胆颤度日如年，这是生活在中国最大的恐惧。当然很多人也早已厌倦了这种恐惧，把子女和财产移到有法制的国外，力求重新开始，这种人往往是占据了更多社会资源的消息灵通者。对于我而言，我宁可生活得无房无车跟印度老公在美国或印度做个简单的平民，偶尔要吃一些生活清贫的苦，却也绝对不想在中国金融业混个一官半职，因为我对这些恐惧充满恐惧。
人治的社会必然充斥着各种人斗，极端的情绪、残忍的人格浸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无时无刻不在干扰着我单纯敏感的心。大概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发现自己的钢笔不见了，惊慌地报告了老师，因为我父亲和班主任是老乡，班主任很偏爱我，竟在下午放学后把全班留下来，彻查“谁偷了班长的钢笔”。最后的焦点集中在了一只钢笔上，那是一位成绩不怎么好的男生的钢笔，我不记得具体是因为其他同学举报，还是我自己怎么“发现”了那只钢笔，班主任把钢笔举在我面前，不停地问：“这是你的钢笔吗？”我懂事得晚，记性也一直不好，懵懵懂懂中，最后是在不怎么确定的情况下点头说：“这好像是我的钢笔。”我依稀记得那男生哭泣的声音和脸，还有同学和老师对他充满厌恶的语气和神情。后来我知道他是一个很正直的男孩，后来我也注意到了自己的懵懂，经常大梦初醒似地发现什么东西找不到了，在学校是这样，在家里也是。我自己的记性不好，好的坏的忘得快，可是我不知道那个男生的记性好不好，这件事是否是他幼年时期的黑暗一夜。
父亲从没教过我如何勾心斗角，顶多在我上了初高中后说过一些故事让我有所防备，为以后走进社会做好准备。小学的时候，学校规定小学生必读的《三国演义》我看了几章就觉得特无聊没法继续，那时候中央台放电视剧，跟了几天我也觉得太复杂了，根本看不懂，云里雾里的。我虽懵懂，一起长大的同学里却有非常精通的，三四年级班里有一群这样的同学，拉帮结派选班干部，话说回来那些孩子还真是用的民主的一人一票法，只不过是在成绩排名前二十的人里面一人一票，而且这之间的斗法我完全无法理解。班长和团支书由班主任内定，估计是和班主任关系好的家长说情的，选副班长和学习委员是争斗的焦点，当然还有劳动委员、体育委员，这些职位和各科学习委员差不多，没有大权，所以不热，斗也是小范围的斗。
我学习成绩在班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但不会拉帮结派，看到谁都傻笑，特别爱和成绩差的或者从郊区和农村来的同学玩，虽然成绩好，并且有很多老百姓的同学喜欢我，但到最后却成了牺牲品。在选举之前，班里开始出现闲言碎语，据说不少同学到班主任那里告状说我上课爱讲话，而且月考成绩退步了，不配当学习委员或副班长。有一天中午我在家里吃饭，吃着吃着就委屈地哭了出来，母亲急了，烈日下带着我找到班主任家里询问我最近的情况，班主任也说确实是有同学来反应过了，不过总体虽然有缺点，但不是坏孩子，把几个缺点罗列了出来，希望改进，结果回到家我被父母厉声责骂了好几个星期。后来好像在其他偏爱我的老师的压力下挂了个副班长的名，或者在民主选举里投票胜出的？我已经记不清了。过了几年我才知道父母后来从其他家长那里知道了一些这里面的猫腻，他们自己也觉得有点错怪我了，所以常常提起，疼惜地说我心地单纯。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往往只剩下斗，人对动物的关怀就更好不到哪去。我七岁之前的记忆都很模糊，只有一些画面留了下来，那时候住在外婆家郊区的房子里，因为父亲在成都上学。有次外婆养的小猫哀鸣不停，似乎就在我住的楼上房间的房顶隔板上，家里人却说找不到它在哪里，说可能是吞食了吃了老鼠药的老鼠，中毒了，不管它。它不停地哀叫，每一声都扎在我的心头，叫了几天后，它的叫声在淅淅沥沥的春雨声中慢慢消失，我的心也沉到了极点，哭了很久，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死离别的痛苦。在我的少年时期，耳朵边还时常响起那年猫咪临死前痛苦的叫声。
我们山区的人爱吃狗，据说狗肉很热，冬天吃了促进血液循环，手脚不长冻疮。有一次家里人从乡下买了一条大土狗回来，杀它的时候把它吊在门前树上以窒息，可是它很强壮，挣脱了绳子跑掉了。家里人给狗主人打电话，几个小时后狗主人从乡下骑摩托赶到外婆家，跑到外婆的后山上，大声唤着狗的名字，“小黑，小黑”，汪汪几声委屈的狗叫，小黑摇着尾巴欣喜地回到它的主人身边。这次吊起小黑的时候，家人把绳子绑得很结识，一边还用棍子敲击头部，强壮的小黑挣扎了十几分钟终于一动不动了。
外婆家养的狗原来是拿来吃的，我一开始不知道。小黄被抱来外婆家的时候很小很小，走路一颤一颤，我总是求外婆放开绳子让它和我们跑一跑，跑了一会抱起来，开心地左亲右亲，爱不释手。吃饭的时候我故意夹了很多肉，声称到厅堂边看电视边吃，其实是悄悄送来给小黄吃的，手上还抓了一把家人吃剩下的骨头。我只有每周到外婆家吃饭的时候才能见到它，然后一整个星期都期待着周末去外婆家。小黄渐渐长大，“再不吃就要被邻居偷走吃了”，我哀求他们，“小孩子不要管这些”，“发什么神经病”。杀小黄的那天是周末家庭聚会，我坚决没有去外婆家，一个人留在自己家里，躲在床上哭，父母傍晚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了饭菜，表妹婧也来看了我。现在我对猫和狗都不敢爱了，我学会了让自己冷漠地置身事外。但至少在印度在美国，我不需要再经历这样的恐惧。
很遗憾回忆起在中国的生活，我闭上眼睛看到更多的是一些狰狞的面目，在真的或假装出来的狰狞背后，其实是人们对生活对人生深入灵魂的恐惧。希望我能看到这么一天，在那天，逃离这种恐惧的方法不再是远离那里。
57年出生的父亲，童年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度过，长到少年依然食不果腹，有上顿没下顿，每晚在饥饿中淹着口水睡下，早上一般都是饿醒的，白天花大量时间捡猪粪、砍竹子、偷地瓜，偶尔在砍竹子的时候发现劈开的竹心藏着白胖胖的树虫，抢着抓出来狼吞虎咽下去，味道甚好，能高兴几个星期。几次险些送命，摔倒滚下山来背部插进了被劈开的竹子，竹尖差半公分戳进脊梁骨，偷地瓜的时候被种瓜人当场抓住，绑在板车上用绳子狠抽以致昏厥。兄弟之间年龄差距大，各顾各的，常因为一两粒米大打出手，感情淡漠。因为爷爷偶尔还被请去做法事，家里倒没有饿死孩子，九个孩子只送走了一个女儿到乡下。大部分时间是大姑妈照看父亲，因为父亲和她的孩子同龄，平时父亲爱回忆奶奶，说奶奶总是不舍得吃米，都剩给在长身体的父亲吃，自己只喝汤，爷爷的房间里却总藏着一点肉是留给他自己吃的。
其他儿子有钱就去上个学，没钱就趁机玩，父亲捡猪粪卖剩的钱每天攒一点当学费，没钱也厚着脸皮去，几次被小学老师哄赶出来。父亲性格孤僻，倔强不堪，一年到头都讲不上几句话，心里恨透了贫瘠的农村生活，他认定读书是改变现状的唯一出路，每时每刻都想离开那个鬼地方，到大地方去，到城里去。文革后期靠唱唱跳跳赚点小钱的道士也成了镇上“资产阶级的尾巴”，爷爷戴了高帽被拉到街上批斗，街坊邻居往他脸上啐口水、泼粪，幸好只是没文化的道士，家里人没有受到牵连，抓爷爷游一游街也就算了。可是在文革中后期七八年间父亲都没再上过学，因为镇上的先生都被斗倒了，学校关张了。
父亲20岁的时候恢复了高考，他买了备考书自学狠读了近一年，21岁考中了中专院校。不知道是性格使然还是受了文革风气的影响，父亲在学生里非常有号召力，却也是顽固的捣乱分子，自恃知识青年的他常与校方意见相左，还敢对着干，拍了一次校长的桌子，结果毕业被恶意分配到了我所长大的贫困县，因为“那里鸟不拉屎，连铁路都不通，你敢调皮我就要搞死你”。
到了贫困县后，为了政治正确，他当了几年知青下乡，爬上爬下、勤勤恳恳，经常还发表一些生活感触的文章，文笔甚高，几年后终于被领导看重，招进了政府部门，做了个文秘。再后来三十多岁因为幼年营养不良而个子矮小，瘦骨如柴，长相丑陋，但是爱写诗会拉小提琴会唱男高音的“才子”父亲在这个贫困县托人认识了我母亲，建立了家庭，有了我。我三岁的时候父亲还到成都读了三年成人大专，因为他相信学历对于仕途的重要性。
父亲虽然能力过人，读什么成绩都是拔尖，但却因为性格孤僻，一直自恃清高，我小的时候他还热血沸腾，抱负很大，希望有好的仕途，能带着家人离开这个贫困县小地方。参加过几次区级某官员职位的应聘考试，我依稀记得他每日汗流浃背地备考，笔试排第一顺利进入面试，面试刚好排那组的第四，每组只聘面试结果的前三个，他们那组的前三分别是专员的侄子、局长的女儿、副处的小舅子。面试官私下找他，惋惜地说：“你太可惜了，怎么抽签到了这组来面试呢？”挣扎了几次后他看开了，再也没有上爬的冲动，在县里一辈子都没有被提拔，原地踏步了快三十年。“我这辈子从来都没有买过官，一次都没有给领导拜过年”，这是我父亲现在最常说的骄傲话。“我早就看透了，唯一的期望就是把我女儿培养出来”，这是我父亲最骄傲的一生成就。
尽管我父亲的职位无足轻重，不代表家里人都能睡到自然醒。在中国生活的人大多数是惶惶终日的，当官也好，从商也好，白领也好，底层老百姓也好，大城市的也好，小地方的也好，每个层次的人都有各自的惶恐。父母在机关工作，我了解这个圈子里的恐惧，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隔肚皮，表面上呼朋唤友，为了一点点利益，背地里捅你的刀子早就磨好了，周围都是红着眼睛的恶虎。不管是自己的经历还是耳闻的他人的经历，在这个圈子混大的我，幼小的心总是被蒙着一层灰纱。教科书上写的电视上演的什么一代清官这个那个的，什么“大部分干部还是好的”，那都是假话。事实上在中国混的，不管在哪个圈子，哪行哪业，地方大小，谁的屁股都不干净，手伸得或长或短，贪心程度或高或低，节制程度或深或浅而已，如果谁真的敢“自清”，下场必定不堪。良心？要么是日子混得久了，被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热情蒙住了眼睛忘了什么是良心，要么就是从来都没有过，因为从来都没有人教过，没受过那种启蒙。
并不是说中国人特别贪婪愚昧，而是因为中国没有法，从来都没有，没有建立起神圣到高于所有人的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的法制，有的只是所有人都可以进来踩一脚的王法和人治。从秦就是集权专制，到现在还是这样，谁都想当皇帝，上了之后立自己的法，谁也都是自己圈子里的皇帝，呼风唤雨的程度大小不一而已。更会搞的可以把整个国家搞得翻云覆雨，搞出饿死几千万的“自然”灾害，搞到邻里反目自相残杀，更不会搞的可以搞搞弱一点的女教师和女学生。只是事情总有个因果报应，出来混的肯定是要还的，时机问题。位居再高，占据的资源再多，谁都不敢保证哪天不会被其他人哄抬下来断了命，这样的宫廷闹剧每分每秒都在中国上演。于是大多数人都是一边忙不迭地这里那里拿一点往自己口袋里装，一边心惊胆颤度日如年，这是生活在中国最大的恐惧。当然很多人也早已厌倦了这种恐惧，把子女和财产移到有法制的国外，力求重新开始，这种人往往是占据了更多社会资源的消息灵通者。对于我而言，我宁可生活得无房无车跟印度老公在美国或印度做个简单的平民，偶尔要吃一些生活清贫的苦，却也绝对不想在中国金融业混个一官半职，因为我对这些恐惧充满恐惧。
人治的社会必然充斥着各种人斗，极端的情绪、残忍的人格浸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无时无刻不在干扰着我单纯敏感的心。大概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发现自己的钢笔不见了，惊慌地报告了老师，因为我父亲和班主任是老乡，班主任很偏爱我，竟在下午放学后把全班留下来，彻查“谁偷了班长的钢笔”。最后的焦点集中在了一只钢笔上，那是一位成绩不怎么好的男生的钢笔，我不记得具体是因为其他同学举报，还是我自己怎么“发现”了那只钢笔，班主任把钢笔举在我面前，不停地问：“这是你的钢笔吗？”我懂事得晚，记性也一直不好，懵懵懂懂中，最后是在不怎么确定的情况下点头说：“这好像是我的钢笔。”我依稀记得那男生哭泣的声音和脸，还有同学和老师对他充满厌恶的语气和神情。后来我知道他是一个很正直的男孩，后来我也注意到了自己的懵懂，经常大梦初醒似地发现什么东西找不到了，在学校是这样，在家里也是。我自己的记性不好，好的坏的忘得快，可是我不知道那个男生的记性好不好，这件事是否是他幼年时期的黑暗一夜。
父亲从没教过我如何勾心斗角，顶多在我上了初高中后说过一些故事让我有所防备，为以后走进社会做好准备。小学的时候，学校规定小学生必读的《三国演义》我看了几章就觉得特无聊没法继续，那时候中央台放电视剧，跟了几天我也觉得太复杂了，根本看不懂，云里雾里的。我虽懵懂，一起长大的同学里却有非常精通的，三四年级班里有一群这样的同学，拉帮结派选班干部，话说回来那些孩子还真是用的民主的一人一票法，只不过是在成绩排名前二十的人里面一人一票，而且这之间的斗法我完全无法理解。班长和团支书由班主任内定，估计是和班主任关系好的家长说情的，选副班长和学习委员是争斗的焦点，当然还有劳动委员、体育委员，这些职位和各科学习委员差不多，没有大权，所以不热，斗也是小范围的斗。
我学习成绩在班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但不会拉帮结派，看到谁都傻笑，特别爱和成绩差的或者从郊区和农村来的同学玩，虽然成绩好，并且有很多老百姓的同学喜欢我，但到最后却成了牺牲品。在选举之前，班里开始出现闲言碎语，据说不少同学到班主任那里告状说我上课爱讲话，而且月考成绩退步了，不配当学习委员或副班长。有一天中午我在家里吃饭，吃着吃着就委屈地哭了出来，母亲急了，烈日下带着我找到班主任家里询问我最近的情况，班主任也说确实是有同学来反应过了，不过总体虽然有缺点，但不是坏孩子，把几个缺点罗列了出来，希望改进，结果回到家我被父母厉声责骂了好几个星期。后来好像在其他偏爱我的老师的压力下挂了个副班长的名，或者在民主选举里投票胜出的？我已经记不清了。过了几年我才知道父母后来从其他家长那里知道了一些这里面的猫腻，他们自己也觉得有点错怪我了，所以常常提起，疼惜地说我心地单纯。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往往只剩下斗，人对动物的关怀就更好不到哪去。我七岁之前的记忆都很模糊，只有一些画面留了下来，那时候住在外婆家郊区的房子里，因为父亲在成都上学。有次外婆养的小猫哀鸣不停，似乎就在我住的楼上房间的房顶隔板上，家里人却说找不到它在哪里，说可能是吞食了吃了老鼠药的老鼠，中毒了，不管它。它不停地哀叫，每一声都扎在我的心头，叫了几天后，它的叫声在淅淅沥沥的春雨声中慢慢消失，我的心也沉到了极点，哭了很久，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死离别的痛苦。在我的少年时期，耳朵边还时常响起那年猫咪临死前痛苦的叫声。
我们山区的人爱吃狗，据说狗肉很热，冬天吃了促进血液循环，手脚不长冻疮。有一次家里人从乡下买了一条大土狗回来，杀它的时候把它吊在门前树上以窒息，可是它很强壮，挣脱了绳子跑掉了。家里人给狗主人打电话，几个小时后狗主人从乡下骑摩托赶到外婆家，跑到外婆的后山上，大声唤着狗的名字，“小黑，小黑”，汪汪几声委屈的狗叫，小黑摇着尾巴欣喜地回到它的主人身边。这次吊起小黑的时候，家人把绳子绑得很结识，一边还用棍子敲击头部，强壮的小黑挣扎了十几分钟终于一动不动了。
外婆家养的狗原来是拿来吃的，我一开始不知道。小黄被抱来外婆家的时候很小很小，走路一颤一颤，我总是求外婆放开绳子让它和我们跑一跑，跑了一会抱起来，开心地左亲右亲，爱不释手。吃饭的时候我故意夹了很多肉，声称到厅堂边看电视边吃，其实是悄悄送来给小黄吃的，手上还抓了一把家人吃剩下的骨头。我只有每周到外婆家吃饭的时候才能见到它，然后一整个星期都期待着周末去外婆家。小黄渐渐长大，“再不吃就要被邻居偷走吃了”，我哀求他们，“小孩子不要管这些”，“发什么神经病”。杀小黄的那天是周末家庭聚会，我坚决没有去外婆家，一个人留在自己家里，躲在床上哭，父母傍晚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了饭菜，表妹婧也来看了我。现在我对猫和狗都不敢爱了，我学会了让自己冷漠地置身事外。但至少在印度在美国，我不需要再经历这样的恐惧。
很遗憾回忆起在中国的生活，我闭上眼睛看到更多的是一些狰狞的面目，在真的或假装出来的狰狞背后，其实是人们对生活对人生深入灵魂的恐惧。希望我能看到这么一天，在那天，逃离这种恐惧的方法不再是远离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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